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行政复议规定

　　
2003年8月1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和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完善行政复议程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行政复议法》和本规定。
第三条省、市、县人民政府（含县级市、区，下同）及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所属部门是行政复议机关。
省、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所属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
第四条法制工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三）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订行政复议决定；
（四）处理或者转送对《行政复议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五）对行政机关违反《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建议；
（六）办理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
（七）指导和监督本地区或者本系统法制工作机构办理行政复议的工作；
（八）办理行政复议决定的备案审查；
（九）负责行政复议中行政赔偿事项的督办；
（十）办理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部门交办的其他行政复议事项；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国家公务员；
（二）从事法制工作二年以上；
（三）具有与行政复议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
第六条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以下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一）行政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二）行政机关作出的非民事纠纷裁决；
（三）行政机关对具体事项作出的会议纪要或者批复。
第七条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中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于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时，未书面告知行政复议权利，致使其耽误法定申请行政复议期限的，可以自知道其行政复议权利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第八条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应当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提交相应的材料：
（一）公民死亡，其近亲属申请行政复议的，提交公民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的证明；
（二）承受已终止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提交承受权利义务的证明；（三）委托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的，提交合法的授权委托书；
（四）申请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超过法定复议申请期限申请行政复议的，提交有效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对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省垂直领导的省一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条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受理；上一级人民政府设立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申请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设立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该行政机关依法受理。第十一条对政府部门管理的独立行使执法权的机构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管理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管理该机构的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对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被申请人，向直接管辖该开发区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市、县设立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以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向该市、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三条两个以上申请人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协商选择一个行政复议机关。协商不成的，由先行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复议。
申请人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由最先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受理。
第十四条两个以上申请人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分别向同一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分别立案，合并审查。
第十五条多个申请人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由申请人推选代表人代为申请行政复议。代表人的行为对被代表人发生法律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行政复议请求或者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必须经被代表的申请人同意。
第十六条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上级行政机关申诉。上级行政机关认为应当受理的，应当责令其受理。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责令受理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予以受理，并将受理情况报告上级行政机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级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一）责令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机关仍不受理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查的；
（三）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
第十七条对已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指定两名以上办案人员共同审查。
第十八条行政复议人员依法办理行政复议事项时，有权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资料，有关组织和人员不得阻挠、拒绝。
行政复议人员在调查取证、查阅资料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及相关的证明文件。行政复议的调查取证工作，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进行。
第十九条行政复议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查。
当事人应当在案件审结前提出回避申请，并应当说明理由。
行政复议人员的回避由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批准。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条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以及土地权属的确认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事实、证据、依据有异议的，法制工作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
第二十一条法制工作机构收集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第二十二条在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中止行政复议：
（一）申请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需要等待其近亲属参加行政复议的；
（二）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终止，需等待权利义务承受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三）被申请人撤销、合并或者分立，需要等待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参加行政复议的；
（四）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在行政复议期间内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五）本行政复议案件必须以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的；
（六）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需要等待有权处理机关依法处理的；
（七）对案件涉及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予以明确或者鉴定的；
（八）其他应当中止行政复议的。
第二十三条在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终止行政复议：（一）受理后发现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规定的；
（二）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放弃申请行政复议权利的；
（三）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放弃申请行政复议权利的；
第二十四条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责令被申请人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二十五条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行政复议机关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对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当责令被申请人作出赔偿决定或者由行政复议机关直接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六条行政复议机关发现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有错误的，可自行纠正。
上级人民政府发现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未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决定违法或者不适当的，有权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前两款规定的自行纠正、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不能改变有利于申请人及第三人的事项。
第二十七条县以上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应当在15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县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应当在15日内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规定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提出建议的法制工作机构：
（一）无正当理由拒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
（二）被申请人不按规定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答复和提交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的；
（三）行政机关或者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时有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等行为的；
（四）在行政复议期限内，未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五）拒不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的；
（六）对申请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二十九条法制工作机构可以就行政复议案件所涉及的行政执法问题向被申请人发出改进、完善行政执法的建议。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建议书之日起15日内将改进、完善情况报送法制工作机构。
第三十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该项经费使用范围限于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和相关业务活动。
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复议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

蔡鸿铭


摘要：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司法制度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近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只有准确、及时把握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发展契机，牢牢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加强人文关怀，才能从容迎接新形势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独立、完整、科学、成体系的未成年司法制度。而司法制度的完善绝非简单、消极地执行法律，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凸显人文关怀，这也是司法的灵魂和价值理念，在“人权保障”条款写入宪法的今天，显得至为重要。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及相关规律入手，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共性原因，进行理性思考，以求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未成年法制教育、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就完善我国未成年司法制度以及在司法中彰显人文关怀提供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未成年，司法，人文关怀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发达国家长期受此困扰；这一态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日趋显现。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较以前增加许多，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我院近年来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及成年人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1世纪的前五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80年代提前了2至3岁，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犯罪主体还表现为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如我院2005年审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96.72%。
（二）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以盗窃为主，犯罪类型单一，而目前已向多元形势发展。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暴力型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日益突出。从我省的统计资料看，未成年人涉及的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类案件犯罪人数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42.5%、26.16%、15.8%。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40%以上。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反侦破措施，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对社会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人吸毒现象成倍增长。未成年人吸毒会诱发更多的犯罪，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许多吸毒青少年因毒瘾所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断攫取吸毒所需钱财。如在深圳、珠海等地查获的吸毒青少年中约有10%的人有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至少有1/3的人加入勒索团伙，并有不同程度的敲诈勒索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目前，我国犯罪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大量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所致。第二种是社会失调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必然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层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第三种是不良环境决定论，认为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感性和冲动性，自控力薄弱，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违法犯罪心理。本文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内在成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联系起来，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体现了过渡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普遍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是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与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结合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点、主客观心理矛盾和人格社会化缺陷等。 首先，青春期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难以对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其次，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意向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客观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未成年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难免与管教自己的父母、师长发生争执与矛盾。在无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求助家庭仍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心理上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会化存在缺陷。人格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严重，反社会的需要和动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数情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外在成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构成了未成年人心理形成的外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家庭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一个人顺利实现社会化进程的基础和先导。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某些家庭功能的缺失。在一项对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占多数，单亲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占51.67%。而且，未成年罪犯父母的素质、职业状况也不十分理想。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父亲中57.1%小学文化程度、8.2%为文盲，而母亲为文盲的有33.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5%；父母亲的职业大部分为农民和工人，属社会低收入阶层。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家庭矛盾性大，即家庭成员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以表达愤怒、不满，相互指责、贬低为主，导致孩子学会以此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并以冲动的、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是造成孩子行为差异、人格特征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未成年罪犯不良心理特征形成的主要心理环境因素。所以，父母的某些错误行为都可能为他们所模仿，以至将来成为罪犯。
2、学校因素。学校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它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蒙昧状态走向超越之境，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学校能否全面、完整地发挥其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的有利防线。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完善，社会实际上几乎将青年的生活完全纳入到学校生活的轨道。青年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学校生活，其总是遵循这样的轨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功不可没。学校教育是为青年的发展而设定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性设定。 它规定了青年的人生追求目标，同时也影响着青年的人生轨迹。学校如对学生在校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学习上的失败感所产生的后果，受校纪校规处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心理素质低下，教学效果不良所造成的后果等。国外许多调查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是学习上的失败者，由于学习成绩差，甚至受到校方处分，常常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产生抵触和报复心理，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社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缺乏，加之某些个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与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又为他们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电视各种宣传媒体对暴力的商业宣传，电子游戏、网吧对于暴力的传播与虚拟化，使得未成年人对于暴力、血腥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与痛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时，他们的感觉无异于玩一场虚拟游戏。因此社会媒体与公众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反而变相地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系统
从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某一环节的失调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部分拟从法治角度来探索如何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机制，即如何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表明：成年罪犯的犯罪意识有不少是在未成年时受不良影响而形成的，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与再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也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该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不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判决阶段，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加强少年法庭体系建设。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结果使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阻碍了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
（二）实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我国的少年法庭从1984年建立起就一直坚持对被告人案发前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当时主要是法官在开庭前通过到学校、访家庭、去社区（村、居）等形式，对失足少年的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交友情况、社区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法庭教育、准确量刑。我们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要实现社会调查“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
所谓“主体社会化”，就是要改变以往调查工作都是由法官完成的做法，而由其他部门或机构完成。这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因为国内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由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部门来承担，法官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开庭前过早、过多地出现在法庭之外。
“内容公开化”，就是法庭把社会调查员所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适度公开。即在开庭前向辩护人公开，也向法定代理人公开；在开庭审理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公开，让失足少年知道法官掌握的其案发前的表现情况是否正确。开庭后的判决书中，法官也可有选择地把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入其中，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
“程序规范化”就是社会调查报告从制作到被司法机关采用都要经过规范的程序。如调查工作必须是两人进行，调查完毕后应制作成调查报告；开庭审理时调查员必须到庭并向法庭报告该调查报告的内容；法庭要听取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法庭也允许辩方出具类似的材料；等等。
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的力度。
（三）推行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某些应当起诉的案件，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考虑到公共利益，体现刑事政策和案件自身条件，对一些特殊群体在一定考验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这一司法实践的核心即为暂缓起诉。暂缓起诉并不是不起诉，而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的程序，暂缓起诉因此并不是一个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决定，当考验期满后，它有可能导致起诉和不起诉两种结果，因此它只是阶段性的处理结果。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机会原则），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从而真正体现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从有效追究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及公务角度出发，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
对于已构成犯罪并符合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暂不起诉，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再根据犯罪事实、情节、悔罪、悔改情况（即结合其在考察期的表现）予以不起诉。使其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中，自觉改正，同时通过有效的社会监督，用宽大的政策，唤醒其感恩心理，培养其做人良知，使其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此外，暂缓起诉既避免了由于进入监管场所而导致的交叉感染，也遏制了恶性循环的形成，又可以使他们从此慎交朋友，分清是非，做到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并且通过对这部分人的处理，还可以感化其他未成年人，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从而激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健康成长。此外，法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影响较小，主观恶性不深的未成年被告人极可能最终判决免刑或仅处罚金等的刑罚，从诉讼成本角度来说，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也可以节约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四）实行暂缓判决。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暂缓判决的明文规定。暂缓判决是指少年法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
笔者认为，虽然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暂缓判决的地位，但其有明显的法律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首先，暂缓判决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并已经查明事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理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少年法庭的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少年，开辟了一条矫治犯罪少年的新途径。其次，暂缓判决有利于少年法庭法官正确把握和适用自由刑。对犯罪少年适用自由刑是很严厉的处罚方法。鉴于犯罪少年是特殊的犯罪主体，是属于保护和挽救的对象，对他们使用自由刑要慎之又慎。少年法庭的法官除了要追求刑法的一般目的，即保卫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外，还要积极实现刑法的特定目的，即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消除他们的犯罪意识，保护他们健康成长，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的“双保护原则”的精神。在此，暂缓判决是“寓教于审”的进一步发展，是党和国家对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化。最后，暂缓判决有利于调动未成年被告人改邪归正的主观能动性，变消极地等待判决为积极悔改，发挥家庭、社会在帮助犯罪少年方面的积极性。
（五）实行非刑罚化。当今世界轻刑化已成趋势，长期或者终身的监禁刑以及死刑受到限制或者逐渐被废止，这一趋势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刑罚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一种全新的少年司法理念正在向我们昭示，在现代社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矫治为目的的处理。非刑罚化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而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对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非刑罚化尚不能导致消除刑罚，但是要求淡化刑罚，要求将刑法的惩罚作用限制在震慑犯罪和保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范围内。非刑罚化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代替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
非刑罚化使得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在刑法裁量过程中得到进一步重视，使得案件处理更为公平、公正。非刑罚化背景下的未成年刑事审判，不仅在传统刑法理论层面上考察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而且十分重视主体本身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和主观恶性的不同。而主体、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到犯罪客观方面，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况如强索类抢劫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外观上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抢劫罪主观客观要件，而实际上这类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轻于一般抢劫。故少年法庭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应十分重视主体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从而处以较轻刑罚，有时甚至突破了刑法条文的字面规定（包括是否定罪、此罪彼罪、犯罪情节以及法律适用等）。由于非刑罚化背景下的审判十分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和主观恶性的因素，不仅是确保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而且使案件的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整体和谐性，要求我们在面临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不能只顾一点而忽略整体、不能只顾眼前而忽略长远考虑。在预防犯罪以及通过法律体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更要把握这一原则。由于未成年司法程序所具有的教育属性，更强调司法人员应对未成年罪犯抱有爱心，使其相对于一般刑事司法程序独具特色。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应尽一步凸现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教育职能，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指针来设计所有的程序，开展司法活动。同时，法院特别是少年法庭要不断总结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经验，更好的发挥庭审的教育职能，预防失足少年重新犯罪；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的多样化，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的帮助教育作用，使更多的未成年罪犯走向新岸，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