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号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由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09年9月25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予以公布，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9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八章 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保障妇女权益。
第三条 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本市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第四条 本市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妇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第五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定本行政区域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妇女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组织实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妇女发展纲要、规划；
(三)研究解决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督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五)表彰、奖励在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
(六)协调办理其他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事项。
第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所属的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并做好妇女发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工作和分性别的统计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七条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听取和反映妇女的意见和要求，教育、引导妇女全面提高素质，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权益遭受侵害的妇女提供帮助；发挥社会监督职能，支持、协助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鼓励志愿者组织以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教育培训等方式开展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八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制定自治章程、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和居民会议、村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村民代表讨论决定事项，应当贯彻男女平等原则，维护妇女权益。
第九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进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宣传、教育，营造维护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
第十条 对保障妇女权益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十一条 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公共政策时，对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本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为妇女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创造条件。
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应当占有适当比例；本市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女代表候选人的比例。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和居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代表的比例应当与本单位女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相适应。
第十三条 本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培养、选拔、任用干部，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
本市有关部门在制定干部规划时，应当重视女干部的培养、选拔，确定女干部的比例并逐步提高；采取组织措施对女干部进行培养和交流，全面提高女干部的能力。
本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领导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数量；女性比较集中的，领导成员中女性成员的比例应当逐步提高。
本市逐步完善女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四条 本市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
妇女享有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第十五条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学校应当进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并根据女性青少年特点，进行青春期的心理、生理卫生教育，开展适合女性青少年特点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保障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第十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妇女教育培训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城乡妇女的不同特点，利用学校、现代远程学习平台、图书馆等教育资源，开展相应的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劳动技能培训。
用人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女职工进行职业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重视培养女性专业人才，在评审科研项目、派出学习深造、安排继续教育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歧视女性。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面向妇女的法律知识教育和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十七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妇女就业，鼓励、支持妇女自主创业；通过多种途径开展面向妇女的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拓展妇女就业渠道，为就业困难的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的妇女及残疾、失地等妇女提供就业援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为妇女就业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招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招用标准。
用人单位的招聘广告、规章制度中不得含有歧视妇女的内容。
用人单位在招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合同中应当约定女职工的岗位、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事项，不得含有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等歧视性内容。
第十九条 本市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用人单位和有关部门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歧视妇女。
第二十条 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经平等协商，可以就女职工的特殊保护签订专项集体合同，或者将女职工的特殊保护纳入集体合同。
区域或者行业工会与相应的企业组织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签订区域性或者行业性的女职工特殊保护的集体合同。
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职工一方的协商代表中一般应当有女职工委员会成员或者女职工代表。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保护女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享受特殊保护。女职工因怀孕或者哺乳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应当与本人协商调整工作岗位或者改善相应的工作条件。
用人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不得取消或者减少女职工的产假、哺乳时间。
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内，除符合法定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变更、解除或者终止与女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
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侵害妇女权益。
第二十二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事业，保障妇女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权益。
本市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妇女的卫生保健和生殖健康水平。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保障女职工生育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落实。
本市逐步健全生育保险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社会覆盖面，使适龄妇女享有生育、节育等方面的保障。
第二十四条 本市建立妇女特殊疾病定期普查制度。
女职工进行妇女特殊疾病检查的费用由其所在单位负担；不属于单位职工的妇女的检查费用，由区、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行政部门制定。
鼓励单位和个人为妇女特殊疾病普查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二十五条 妇女对家庭共有财产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处理家庭共有财产时，不得侵害妇女的权益。
第二十六条村民会议制定或者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事项，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侵犯妇女财产权益。
第二十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集体福利和保障待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离婚或者丧偶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在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宅基地使用及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等方面依法享有的权益。
第二十八条 在农村土地承包期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因妇女结婚、离婚或者丧偶，收回或者侵占其已经取得的承包地。
第二十九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分配遗产时，应当依法予以照顾。
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
第三十条 离婚、丧偶妇女有权自主处分本人所有的财产，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妇女离婚、丧偶、再婚为由侵害其财产权益。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三十一条 妇女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受侵犯。
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遗弃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禁止用迷信、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禁止虐待、遗弃病、残妇女和老年妇女。
第三十二条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剥夺、限制妇女人身自由。依法检查或者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
第三十三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接到投诉后，应当采取对被投诉人批评教育、对双方进行调解或者支持投诉人起诉等措施。
用人单位、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第三十四条 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禁止以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五条 妇女对夫妻共有财产享有知情权，女方有权了解由男方管理的共有财产的状况。
第三十六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男方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的夫妻共有财产时，应当征得女方同意。
夫妻在申请办理房屋及其他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登记时，可以申请联名登记；申请联名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登记。
第三十七条 婚姻关系依法解除后，男方不得干扰女方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及其正常生活。
第三十八条 禁止对女性家庭成员施加或者威胁施加使其身体、心理遭受伤害或者痛苦的家庭暴力行为。
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有权向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所在单位提出救助请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提供救助，必要时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十九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参与对家庭暴力的调解，并可以根据受害妇女的请求出具证明或者提供帮助。
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出警工作范围，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家庭暴力求助投诉及时进行处理。
市和区、县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开展家庭暴力救助工作，为遭受家庭暴力暂时不能归家的妇女提供庇护和其他必要的临时性救助；会同司法行政、卫生、妇联等有关方面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为接受庇护的妇女提供法律服务、医疗救治、心理咨询。
第八章 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四十一条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为权益受侵害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对于受害妇女进行诉讼需要帮助的，应当给予支持。
妇女组织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第四十二条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对侵害特定妇女群体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揭露、批评，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都可以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在录取学生、评审科研项目、派出学习深造、安排继续教育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妇女文化教育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对无法定理由拒绝招用妇女、对妇女提高招用标准，违法变更、解除或者终止与女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侵害妇女劳动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村民会议制定或者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事项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侵害妇女财产权益的，受侵害的妇女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的，或者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本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者未给予受害妇女必要帮助，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对侵害妇女权益的其他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由规范到思维：商法学研究的转向及其对商事审判的意义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述评
2013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商法思维与商法实践，围绕商法思维与商法理论体系构建、商法思维与商事立法、商法思维与商事裁判、商法思维与商事法律解释四个议题进行研讨。本文拟就会议研讨情况作简要介绍，并据此就商事审判与商法思维的关系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关于商法思维的讨论
1.为什么要提出商法思维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认为，我国虽然有商法，但对商法思维的研究和重视不够，主要体现为以民法思维认识商法问题较多，对商法思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不够。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认为，商法思维由法院在商事审判实践中首先提出，并成为商事审判的重要指引，学界有进一步加强商法思维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商事立法、商法学研究的必要。复旦大学胡鸿高教授则认为，提出商法思维，既有历史原因，即商法的法典化程度不高，需要进行法典解读；也有现实原因，如政治上官本位、经济上不公平竞争、社会文化上的重农抑商等。南京大学范建教授认为，商法思维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的实践问题，即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不独立和竞争的不公平问题；商事思维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财产独立与人格独立，解决外力、公权力干预过多，缺乏平等的市场竞争问题。
2.关于商事思维的界定
王保树教授认为，商法思维主要是指商法领域的法律职业者（或法律人），包括商事立法者、法官、仲裁员、检察官、教授、律师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者在从事商法职业的决策过程中按照商法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关注商人和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尊重商人的营业自由、促进交易、方便交易、注意外观主义的适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企业的促成与企业的维持等。范建教授将商法思维的界定落脚于商事思维上，认为商事思维是运用商事思想处理商事活动的方法，是商事原则的思维出发点和归宿点。商事思维的核心是效益与安全，在立法上，既体现为对商事单行法的指引，也是未来制定《商事通则》的指引；在司法上，体现为尊重商人的自治、促进交易的实现、凸显表示主义的重要意义；在商事活动上，体现为促进商人守法经营和创新，规避社会风险。台湾大学王文宇教授提出“商法新思维”的概念，他认为，应当以商事合同作为建构商法新思维的起点，在商法缺乏明文规定时，法院固然可以考虑援用民法的规定，但如援用的结果与实际要求相违背，则应该回归商法的基本原则与法理，不拘泥于民法的规定；应充分尊重交易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商业考虑，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立法空白的问题。
3.关于商法思维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商法思维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私法思维，与公法思维相对应；二是特别法思维，即从商事交易、商事习惯，从商法的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出发认识商法问题，不应套用民法规范。商法思维在追求安全、效率的价值理念上决定了其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民法有关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划分已经不能适用商法，特别是金融法发展的实际，传统的民法思维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的物权关系、财产关系的需要，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实际。有学者则就商法思维和商人思维作出了进一步区分，认为商人思维是追求营利，商法思维的特点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商法对商人行为的规制应放在安全上。商事思维是指营业的自由、效率，商法思维要确立商人的严格责任和商人的自我责任。在立法上，由前置审批转变为事后责任。商法体系的建设，应该淡化逻辑色彩，注重实用主义。商法研究的创新要注重实证研究，借鉴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不限于逻辑演绎。有学者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提出商法思维不仅包括法律思维，还包括经济学的思维、市场经济的思维。有学者从部门法的角度，强调商法思维与刑法思维、经济法思维的差异性；还有的学者对商法思维进一步细分，提出公司法思维、票据法思维、保险法思维、海商法思维等。多数学者则是从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性来认识商事思维的内涵与特点，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商法学者不应过分强调商法思维的特殊性，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所以商法思维只是基于商法裁判的思维，只在商事裁判中才有特殊性，其他应服从于共性。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是度的问题，还是质的问题。
4.关于商事思维的实践运用
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着眼于商法思维的实现途径，认为商法思维的核心是怎样通过立法、商事审判、司法解释解决商事纠纷，影响和引导经济活动，以及如何将抽象的商事思维体现在商事司法解释和商事审判中。比如对民间借贷案件，以民事合同的角度，还是商事交易的习惯去解决企业间的资金拆借效力问题。有学者提出，明确商事审判、商主体、商事合同的概念是讨论商法思维的基础，并分别从主体和行为的角度，提出了对民与商区分的概念。有学者强调，将商法思维理论贯彻到商事审判中，要进行类型化思考，比如商事侵权的类型化研究问题。另有学者指出，商法技术性强，故商事法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还要有经济学方面、金融学方面的知识或者专业背景。兰州商学院任先行教授则强调，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大宪章，实践商法思维，要确立重商思维、商本位思维，并建立独立的商事司法体系，如商事法庭或商事法院。商法内容应该以买卖法为中心，加强金融立法、建立独立的商事担保制度、商事诉讼时效制度、商事责任制度。另有部分学者提出，要以商法思维指导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以及商事司法解释的制定。
二、商法思维的理论探讨之于商事审判的实践意义
本届商法学年会的主题以商法思维为重心，体现出商法学研究由商事单行法的规范性研究向商法抽象思维、商法分析方法的转向。虽然会上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此类研究系空中楼阁，但从商事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却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商法思维与商事审判理念的关系
学界所称的商法思维，既包括了商法的价值追求对商事立法的要求，也包括了对商法审判的指引。但从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来看，法官运用商法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亦即以什么样的理念、规则、价值取向来指导商事审判实践。学界争论较多的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和民事审判理念的差异问题。
2.商事审判与商法的关系
在学理上，我国的商法学研究系以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等传统的商事单行法、商事特别法为重心，对商事合同问题关注较少。而在人民法院的商事审判实践中，商事买卖、金融借贷等合同类案件却始终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均适用合同法，因此，是否应在当事人的注意义务、损失赔偿范围、违约责任认定和违约金调整方面体现出二者的差异，就成为商法思维在商事合同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体现。在年会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认识到，已有商法学研究对商事合同问题研究的疏漏，以及由此和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所审理的商事案件重心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偏差，并提出，商法学的研究应当由对特殊商行为、商事特别法的关注，转向对包括商事买卖在内的一般商行为、实质商法的关注。
3.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商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分，这是运用商事思维的前提。目前，民、商案件的区分标准是主体或案由，学界认为是商主体与商行为的区分标准问题，但二者均未能避免交叉混同。笔者建议客体标准，即以争议标的是否为资本为标准，商事买卖中的货物、金融借贷中的货币、公司诉讼中的股权、票据案件中的票据等，仅为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为卖而买，以实现资本的增值，才是商的本质。二是商事审判理念在商事合同案件中的运用。在2013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指出，民事审判在价值追求上侧重于以人为本，体现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保护；商事审判则侧重于鼓励交易，增进财富，系以交易的安全和快捷为目的。因此，就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而言，二者在主体的交易能力、司法介入的着力点、对财产安全的保护重心、责任承担的依据和标准、损失补偿的内容与范围方面均有不同，故在个案的司法考量上，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三是运用商法思维进行法律解释。商事案件中的法律争议，主要源于商事单行法规定的不明，比如股权转让的模式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类推适用民法规范，如债权变动模式，还是物权变动模式，抑或是扬弃民法规范，采取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的思路，确立独立的股权变动模式。对此，学界和法院均尚未形成共识。会上，王文宇教授提出的商法新思维对此问题的解决富有启发，即对商法中的立法空白，可先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中的类似制度，如类推结果违背商事交易的规律及商法的价值追求，则可根据商法的价值追求确立新的商法规范。对确无民法规范可直接援引或类推适用的商事交易，也不应当简单否定商事交易的效力，而是应当尊重商人的创新，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交易中的诉争。这样的思路，为解决商事审判中的让与担保、“商铺租赁权质押”等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争议问题，也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质言之，对商事案件中的争议问题，应当以合同解释为中心，以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为一般路径，以商法的价值追求为据进行漏洞填补为补充，避免以民法思维和民法规范简单否定商事交易模式。
从规范到思维的转向，体现出商法学研究对商法价值追求在商法实践中运用的关注，而在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奚晓明副院长提出的深化商事理念的要求，也体现出对商法思维的运用已经进入司法层面，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商法理论与商事审判实务的互动必将共同推动商事审判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