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
(1986年4月30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4月15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工程保护与管理
第三章 防洪与清障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的保护和管理，充分发挥工程效益，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保障城乡人民生活用水，确保首都防洪安全，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水利工程，包括河道、湖泊、防洪排涝工程，水库、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农田排灌、农村人畜饮水工程，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水力发电工程以及附属于上述工程的土地、山场和设施，均按本条例管理。
第三条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管理水利工程的主管机关。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区、县管辖的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设水利助理员，负责本乡(镇)管辖的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水利建设、管理的规划和年度计划，用于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资金，应占市和区、县、乡(镇)财政年度预算的适当比例。
实行计划供水，有偿供水。水费收入用于水利工程的保护管理、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
城市维护费和征收的排污费，应分别有适当数量和比例用于承担城市排水河道、沟渠的维护、管理。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护、更新、兴建所需资金，由受益的集体经济组织自筹。经济困难的，市和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可给予适当补助。
农村水利工程维修和建设的劳动积累用工数量，由市人民政府规定。(2010年12月23日删除)
第五条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水利工程应当加强统一管理，建立、完善管理责任制。未经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毁、变卖或分给个人。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利工程设施的责任和参加防洪抢险的义务，并有权制止和检举损害水利工程的行为。
第二章 工程保护与管理
第七条 市和区、县管理的水利工程和跨越区、县、乡(镇)的水利工程，分别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园林、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国营农场(林场、牧场)负责建立和健全所属水利工程的管理组织。乡(镇)设水利管理服务站。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蓄水、引水和机井、扬水站、排灌渠道等水利工程，必须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或确定管理人员。
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组织和管理人员的基本职责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加强工程保护，预防和制止偷盗、损毁、哄抢等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行为，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查处；维护、保养工程设施，确保工程完好；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执行供水计划和防洪调度命令；建立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
第八条 市和区、县管理的水库、引水渠和其他水利工程及附属的土地、山场属于各该工程的管理范围；两堤之间的河道及护堤地和无堤河道的设计行洪范围为河道的管理范围；排灌渠道及护渠地为渠道的管理范围。
市和区、县管理的河道、渠道管理范围，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水利工程，包括机井、扬水站、渠道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按管理权限，分别由乡(镇)人民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划定。跨乡工程由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公路等其他工程管理范围重叠交叉时，由双方协商解决，达不成协议的，按管辖权限报人民政府决定。
各类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应标图立界，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
第九条 在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毁损水利工程、水工水文观测设施及通讯、照明、交通等附属设备；
(二)擅自建筑房屋和在河道及引水、排水渠内筑坝，在库区内填库造地；
(三)倾倒垃圾、渣土、工矿废弃物，修造坟墓和其他构筑物，堆放物料，围河养殖，挤占河道、沟渠；
(四)擅自爆破、采石、挖沙、取土、打井、采伐林木；
(五)在坝顶、水闸交通桥行驶履带车辆、超重车辆；
(六)非管理人员开关、启闭水利设备；
(七)在堤防上及大型渠道内垦植、放牧；
(八)在河道内修建套堤、高渠、高路。
第十条 在重要河道、引水渠、排灌渠道管理范围的周围，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保护水利工程的需要，可以提出水利工程保护范围，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挖沙取土、修建鱼池、擅自建房和爆破等危害水利工程的活动。违反的，除批评制止外，责令恢复原状。
第十一条 确有必要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的，应当按照保护水利工程安全的要求提出设计，根据水利工程管理权限分别报经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照《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报批。
工程建设单位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施工，按期竣工。不按设计施工或不能按期竣工，影响蓄水、供水、排水和行洪的，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可以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拆除或者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建设施工如确需阻断或损坏排灌沟渠、涵闸、管道、堤坝、桥梁等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临时措施，保证原水利工程的效能，并在限期内修复或修建相应的工程设施。
第十二条 在同一个排灌系统内，未经上下游双方协商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准阻断、扩大或缩小原有排灌沟渠。
第十三条 扩建、改建和新建水利工程，必须服从水利工程管理的统一规划，按管理权限报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经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报上级主管机关批准。
需要废除的水利工程，应当报原批准建设的机关核准，原有设备和物资必须妥善保管，可以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有偿调剂使用。
第十四条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供水的用水户必须按规定缴纳水费。逾期不缴纳的，加收滞纳金。经催缴仍不缴纳的，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水费的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防洪与清障
第十五条 河道、水库按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设防。
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温榆河按50年一遇行洪标准清除行洪障碍物，清障范围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定河卢沟桥以上分洪道和其他中、小河道的行洪清障标准及范围，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凡应当清除的行洪障碍物，本着“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向设障单位发出清障通知书，限期清除。设障单位有异议时，应当在接到清障通知书10日内向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提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决定。逾期不清除行洪障碍物的，由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清除费用由设障单位或个人负担。
第十六条 不符合防洪设防标准严重壅水的桥梁、引路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该工程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在限期内改建、扩建。
第十七条 河道内不得种植树木，经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滩地种植树木除外。现有影响行洪和水文测验的树木，应当限期清除。
第十八条 在河道内开采沙石，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大、中型河道堤顶，除防汛、公安、消防、救护等特许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兽力车通行。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部门确定的堤路结合地段不在此限。
汛期交通应当服从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第二十条 防洪工作应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分级、分段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防洪调度命令。
永定河、北运河、温榆河、潮白河、城市河湖及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命令，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其他河道和水库的防洪调度命令由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一条 对认真贯彻执行本条例、积极参加防洪抢险，保护管理水利工程设施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项，情节显著轻微的，除令其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外，并处以损失金额1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项、第八项规定的，应当限期清除。本条例施行后，在河道和引水、排水渠管理范围内进行违章建筑的，除限期清除外，按违章建筑工程总面积每平方米处5元至50元的罚款或按违章建设工程总造价处1%至5%的罚款，并对违章单位的主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处100元至本人6个月收入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三项的，除恢复原状外，对倾倒垃圾、渣土、工矿废弃物的，每倾倒1吨罚款1000元，对直接责任人罚款200元，并在限期内清运干净。逾期未清运干净的，每超过1天每吨加罚50元。
(四)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的，除责令纠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外，并处以罚款。擅自爆破、打井的，处工程造价1倍的罚款；擅自采石、挖沙、取土的，处价值1倍的罚款；擅自采伐林木的，按本市林木资源保护管理法规处理。
(五)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五、六、七项和第十九条的，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并可处200元以下罚款。在堤坝及大型渠道垦植的，还应令其恢复地貌。
(六)偷盗水利工程设施，数额很小、情节显著轻微的，追回赃物或照价赔偿。违反治安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
毁坏、盗窃或以其他方法破坏水利工程设施及附属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根据第二十二条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按照水利工程管理权限，分别由市和区、县水行政、园林绿化、市政工程主管机关作出。当事人对罚款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对拒不执行防洪调度命令，尚未造成后果的，应当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视情节和后果，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拒绝、阻碍水利工程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北京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1986年6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办法》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保护水利工程的布告》同时废止。
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适用范围
——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视角
作者：林俊盛
摘要: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法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的，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起诉期限规定仅与行政诉讼中特定的诉讼类型相关，域外立法普遍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命令规定了较民事普通诉讼时效短得多的行政撤销诉讼（司法审查）的普通起诉期限；而其他诉讼类型均未规定提起诉讼应当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具有撤销诉讼一体主义的特征，应从诉讼类型的角度完善起诉期限的规定。具体而言，撤销诉讼继续适用现行立法规定的起诉期限；由于拒绝行为产生的给付诉讼也应当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而消极不作为给付诉讼可以考虑适用公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诉讼时效）或者权利失效制度予以规范；确认诉讼不需要规定起诉期限，而是通过诉的利益和确认诉讼的补充性规则防止原告滥用诉权。
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要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改变应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原有的法律关系状态，则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而这个法定期间就是起诉期限。是否提起任何行政诉讼均应遵守起诉期限的规定呢?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起诉期限规定仅与行政诉讼中特定的诉讼类型相关，换言之，只是特定的诉讼类型如撤销诉讼和因拒绝决定而提起的给付诉讼才适用起诉期限规定。为何如此？本文拟从诉讼类型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适用范围与适用对象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理论释义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期间，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制度。时效本质上是法律对行为主体行使某些权利的一种时间上的限制。时效规范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律安定性和社会秩序，体现了法治的基本要求。①［1］(P364-365）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中均有关于时效的规定，然而名称和长短各不相同。短期起诉期限的设置是各国行政诉讼的特色和客观需要。
（一）起诉期限的概念
关于起诉期限的概念，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的称为起诉期限，有的称为诉讼时效，有的认为起诉期限也称诉讼时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起诉期限是不服具体行政行为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定期限［2］(P444）；（2）起诉期限也就是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从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多长时间原告都有权利提起诉讼，多长时间之外，即丧失起诉权利［3］(P626）；（3）起诉期限也称诉讼时效，是相对人起诉的有效时间［4］(P202）；（4）起诉期限也称诉讼时效，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受理并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法定期限。［5］(P252）
林莉红教授早期称之为诉讼时效②［6］(P164），后来修订为起诉期限，并将起诉期限的概念定义为：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是指当事人能够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有效期限。超过了这一期限，则当事人丧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7］(P180）笔者赞同林教授修订后的称谓和定义。因为，毕竟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虽然同属于广义的时效范畴，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差异，为避免概念混同，宜使用后来修订的称谓。③［8］(P71）［9］从立法目的的角度看，起诉期限是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决定时向法院请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时间限制。起诉期限制度与刑事、民事诉讼中的时效制度一样，是法的公正相对性最突出的表现之一。④［10］(P34）［11］(P364-365）起诉期限制度作为时效制度中之一种,同样包含三方面的要素:（1）存在一种事实状态,即行政相对人不行使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权利的事实状态;（2）该事实状态持续达一定时间,即不行使法律赋予的救济权利无间断地经过一定时间;（3）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起诉期限期间完成后,行政相对人丧失起诉权利,行政决定获得形式确定力即不可争力。
（二）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性质
对于这个问题,据笔者了解,国内外学者很少作过较为详细的讨论,多数的著作和文章均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少数的文章即使提及也是点到为止。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种明显有别于民事诉讼时效（也称消灭时效）的时效制度。讨论起诉期限的性质问题，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和法的安定性原则，因为设置撤销诉讼起诉期限的理论根据在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而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理论根据在于法的安定性原则。
人类社会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时代，制定法律、追求法治，目的在于维护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平正义，使人们的社会秩序井然，整个社会秩序平和稳定，法的安定性原则就是体现这种价值追求的一项法治的重要基本原则。法的安定性原则要求作为国家行为之一的行政行为不得被任意改变，要求行政行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持久地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⑤［12］(P271）到二战时期的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⑥［13］(P99-100），在法的安定性原则与公正性原则之关系上，历代法学家们虽然在表述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哪种原则的地位更为优越等方面意见也存在争议，但无不强调法的安定性的重要性。目前行政法学界对法的安定性原则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法的安定性应当包括两方面要求:法律规范的安定性和法律秩序的安定性。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是指法律规范必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只有法律规范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人们的行为才有所遵循，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效果才能够有较为明确的预见。而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则是指通过发挥法律的功能（如司法、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安全性、稳定性和持久性。⑦［14］(P227-228）
在现代，法的安定性原则不只是对制定法的要求，同时也涵盖所有的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作为国家权威意志的表达，都是法律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15］(P117）作为国家行为表现形式之一且数量最多的行政行为，和作为国家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的司法判决一样，虽然不是严格的、形式意义上的由立法者颁布的法律，但它是“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一种权威性宣告”，［16］(P100）司法判决和行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与立法者创制之法类似的品质。［17］(P469-471）德国学者奥托·迈耶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向人民就什么是个案中的法（所为）的高权宣示。”［18］(P97）只有行政行为的效力尽早地获得确定，具有不可争性，才能使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行政行为作为法在具体特定事件中的表现，其确定力即为法的安定性原则在行政行为上的具体表现。虽然行政法学界历来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有颇多争议，⑧［19］(P228）但对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却有着一致的意见。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受改变的法律效力，包括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叶必丰教授认为，诉讼法上对行政诉讼规定一定的时效，实际上是诉讼法针对行政行为的形式确定力所作的制度设计，换句话说，行政诉讼时效制度并不是行政行为形式确定力的根据，相反它是根据行政行为的形式确定力原理来设计的。［20］(P99-116）
根据法的安定性原则的要求和行政行为效力理论，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拘束力，行政决定所创设或者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推定成立，新的社会秩序推定形成，非经法定程序和有权机关不得改变。同时，“有权利必有救济”，根据权利救济理论、依法行政原则和法的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为了防止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必须为行政相对人设定必要的、有效的救济途径。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如果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某项行政决定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司法机关提起撤销诉讼，改变这种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原来的秩序中去。但是，撤销诉讼的提起往往对行政行为的效率、法的安定性和法律秩序的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为了避免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争议长时间悬而未决并因此妨碍公益，因此，对撤销诉讼的提起有必要设置合理的时间限制。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虽然公法诉讼与私法诉讼在性质差别很大，但基本的原理相通。立法者借鉴民事诉讼形成之诉中撤销之诉⑨［21］(P4788）的除斥期间规定，设置了行政撤销诉讼的起诉期限。由于撤销诉讼在性质上属于形成之诉，行政相对人行使的是形成诉权，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因此，借鉴民事诉讼中形成之诉对应除斥期间的制度安排，对某项行政决定提起撤销诉讼的法定期间也应当是除斥期间。［22］(P91）［23］(P1661）除斥期间是一种不变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
但是，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行政法中的除斥期间与民法中的除斥期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比如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属于程序法范畴；而民事诉讼超过除斥期间则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属于实体法范畴。两种时效制度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别，原因何在？笔者至今尚未见过这方面的讨论文字。依笔者浅见，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由于公法与私法规范之间的性质差异所致。依民法学通说，除斥期间是民事实体权利（形成权）的存续期间。由于民事诉讼处理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私法争议，除非法律另有起诉期间的规定，否则当事人随时可以提起诉讼请求维护其权益，法院不得以原告已经经过相当期间才提起诉讼不合法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纵使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也属于实体方面有无理由的问题，不属于丧失起诉权而导致其起诉不合法。而行政诉讼处理的是公法争议，虽然与民事诉讼目的基本相同，主要也是为原告公法上的权益提供救济，但两种诉讼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相互间的争执原则上不涉及公益且与公权力的行使无关，而行政诉讼的被告即行政机关为代表公益进行诉讼，这种诉讼经常与行政行为的效率、法的安定性和法律秩序的稳定密切相关，为避免行政机关单方法律行为合法性的争议长时间悬而未决，客观上要求撤销诉讼起诉期间的设置应当比民事诉讼的消灭时效期间要尽量缩短。而且，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往往干脆将撤销诉讼的起诉期限直接规定为起诉的合法性条件之一，［24］(P12）即作为程序要件处理，起到提高“起诉门槛”的作用。
（2）目前的行政法是一个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混杂在一起的混合体。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抽象体系化的实体的民法典［25］(P21）的情况不同，由于行政法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复杂性、多样性，至今行政法学界仍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整体上对其进行抽象体系化，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制定民法典那样制定出抽象体系化的实体的行政法典。目前世界各国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等所谓的“程序法律”中，相当一部分的条文其实是实体法的规范。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26］(P7）这种判断反映了人类社会法律发展逐步演变的历史规律，也印证了行政法起步较晚的事实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3）起诉期限与司法程序中的上诉期限相类似。根据近现代国家权力分工的原理，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与司法机关一样，有权依法作出法律决定，行政决定与司法裁判在其内容的确定性和执行力上意义基本相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不服起诉，法院依法对行政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这种审查与在刑事、民事诉讼中，二审法院因当事人不服上诉之后，对一审裁判所进行的审查极为相似。如在英国，上级法院的调卷令，最初主要用于审查初级法院和治安法官的决定，后来扩大到一般行政机关的决定，即有监督权的法院可以命令低级法院或者行政机关把作出的决定移送到该院进行审查，如有越权情况可以撤销这个决定的全部或一部，或者命令作出决定的机关按照该院的指示加以改正。［27］(P235）［28］(P181）可见，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申请调卷令的行为，与当事人对初级法院的决定不服申请调卷令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应当说极具有相似性。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当事人未在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确定力）；而行政相对人未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行政决定产生形式确定力（即不可争力），两者原理基本相同。近现代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行政行为”一词，便是德国行政法学的鼻祖奥托·迈耶（Otto Mayer，1846-1924）自1895年以司法判决为蓝本，运用概念法学的方法提出的。因此，对比刑事、民事诉讼中上诉期限的规定，在明确告知救济途径和期限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例规定的一个月到六个月的撤销诉讼普通起诉期限应当说是合理的。［29］(P364-365）因为刑事裁判所决定的当事人的权利通常比民事裁判、行政决定要重要得多，而刑事案件的上诉期限只有10天，如果行政决定中已经明确教示当事人救济事项，那么，给予当事人一个月以上的起诉期限或者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可以说已经比较充裕了。当然，起诉期限的适用比上诉期限要复杂得多，因为上诉期限的适用对象通常都是一审裁判文书中所列的当事人，法律文书已经依法向他们送达并告知上诉期间和上诉法院等事项，处理起来情况比较简单。而起诉期限所适用的对象除了法律文书所列的直接行政相对人外，还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有些利害关系人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行政决定已经作出，而且对外、对他们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等，因此，针对具体个案中不同的对象和情形，如何科学设计相应的起诉期限规定，以及如何正确地适用相关的规定，处理起来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法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的，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也可称之为行政法的除斥期间（或不变期间）。起诉期限具有以下特征：（1）法定性，即什么条件下适用多长的起诉期限通常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2）强制性，起诉期限作为广义上时效的一种，体现了法律规范强制性的特征；（3）程序性，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中的消极条件之一，如果当事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将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在程序上终结诉讼；（4）不变性。如上所述，起诉期限属于行政法中的除斥期间，与民法中的除斥期间相类似，是一种不变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
（二）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的区别和联系
起诉期限与民事诉讼时效相比较，虽然两者都设有一定的期间，且期间经过后都会对原告发生某种不利的诉讼后果，但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存在较大的区别：（1）在法律性质上。起诉期限是起诉条件即诉的合法性要件，而诉讼时效则实体审理要件即诉求是否有理由的要件。（2）在适用对象上。起诉期限适用的是形成权，诉讼时效适用的是请求权。（3）在法院的审查阶段上。对于起诉期限，法院主要在起诉受理阶段进行审查，当然，在审理阶段也可以审查；对于诉讼时效，法院只能在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4）在法院能否依职权审查上。由于起诉期限起诉条件之一，在起诉受理阶段由于被告尚未参加到诉讼中来，因此，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期限，即使受理之后仍可以主动审查;而诉讼时效由于发生的实体法上的效果，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除非被告主张，法院不得主动审查和援用。（5）在证据方面。对于起诉期限，法院可以主动调查取证予以认定，被告也可以提出主张后举证证明；而诉讼时效则应由被告提出主张并举证证明。（6）在期间经过的处理上。原告在起诉期限届满后起诉的，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在受理之后裁定驳回起诉;诉讼时效已过的，如果被告主张，法院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没有主张的时效利益，则原告有胜诉的可能性。（7）在期间的可变性上。起诉期限为不变期间，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中断和中止的问题;而诉讼时效则是可变期间，原告不仅在特殊情况下可申请延长，而且时效可能因种种法定事由而中断或中止。
（三）起诉期限的法律效果
起诉期限制度对当事人行为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1）规定时间或者期限的长度，起始点和终结点；（2）规定当事人的选择行为，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思考是否寻求司法保护，以及思考决定后可以采取的行为方式；（3）规定当事人选择行为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即起诉期限的效力，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效力，起诉权消灭，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经审查逾期起诉而裁定驳回起诉。法律通过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的规定，给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设置一种时间限制，即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给予法律救济的最长时间限制。法治的本质是既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自由。如果法律在时间上已经给予行政相对人比较充分的考虑和选择机会，对行政相对人的选择自由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而行政相对人在法律规定的这个特定的期间内没有提起诉讼，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将取消其请求法院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其权利的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即产生以下法律后果: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由此丧失起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解释》）第41条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可见，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当起诉期限届满后，行政相对人丧失的也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这一点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均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的，丧失的是胜诉权，而不是起诉权。胜诉权与起诉权分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范畴，前者属于实体法范畴，后者属于程序法范畴。另一方面，在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即可被强制执行。包括: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