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业与社会条件关系论析

作者：谢佑平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901

现代社会里，律师在协助社会主体认识法律权利、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权利，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我们用法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与律师职业相关的若干社会条件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或现在，社会条件不同，律师职业的外在样式和内在机制表现便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律师职业与不同社会条件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加强对我国社会结构类型的改造，促进我国律师职业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试从与律师职业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范畴出发，对此进行探讨。
一、律师职业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社会经济体制可以分为计划型和市场型。计划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是由政府决定。政府则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安排、红头文件来配置资源、协调关系，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计划型经济的社会，律师几乎没有作用。计划性经济政策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小，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等问题都由行政命令予以调整，“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仅仅是生产者而不是经营者”，（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只有服从的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以维护合法权利和争取合法权利为角色特征的律师职业显然是多余的了。虽然计划型经济中也有法律，但本质上是计划政策的翻版。律师是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帮助其了解法律权利、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律师开展服务需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体具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与计划型经济社会相对立的，是市场型经济社会。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或社会化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市场相应发展，不仅消费品相应发展，而且要求各种生产要素都能从市场选购，于是产生了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与市场密切联系，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时的商品经济就发展成为市场经济。

市场型或商品型经济社会孕育和促进了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律师职业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律师职业的发达等现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市场型或商品经济与律师职业的内在联系：

首先，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活动。商品交换是在由于分工而互相分离和独立化、同时又更加互相依赖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的，为了使商品交换有秩序有成效地进行，从而满足商品生产者彼此需要，必须有共同遵守的既定法律规则，因此商品经济孕育了发达的法权体系，这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们越是相互依赖，商品交换的规模越大，频率越高，法律规则的数量就越多，覆盖面就越广，越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如果商品生产和交换萎缩，权利和义务趋于简单，法律规则的数量就相应减少，律师服务就没有了市场。

其次，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也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机制有效运用的必备条件。律师法律服务一般是建立在与当事人自愿、平等、有偿的协议之上，这种协议的达成，只有在商品经济下才能真正实现。商品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独立所有人，必须实现等量的劳动交换，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耗费并赢得利润，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参加交换的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人，与自己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
）“参加交换的个人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商品交换的这一特性，使马克思把商品称作“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6页。
）这一特性的法律要求就是：交换双方在法律上必须具有自己的人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让渡产品和购买商品，转让权利和获得权利。在古希腊、古罗马商品经济的土壤上，成长了最初的平等观念。罗马法成为比较完备的私法，与发达的商品的经济孕育的平等观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经济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必然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法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便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国民法典第8
条将这一原则具体化，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并于第7
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宪法与选举法所取得的政治权利为条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也先后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法律上的平等规定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市场经济是一种互利型经济，利益的交叉和冲突是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的解决需要律师。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以商品的价值为标准的等价交换，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管商品生产者的主客观条件有何不同，也不管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产品都必须放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天平下来计量。商品交换又是一种互利行为。在交换过程中，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是一方面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获得他人商品的使用价值；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因此，由价值规律和平等交换原则所决定的商品交换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必然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纠纷，侵权事件常有出现。纠纷的存在，势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纠纷、抑制侵权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应运而生。
二、律师职业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集权型社会的典型代表，是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形成封建制的国家。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就已基本确立，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欧洲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标志着封建制的开端，封建制在欧洲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

集权型社会不适宜于律师职业生存。从历史上看，在中西方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律师职业；古罗马时期孕育、生成的律师职业，到了封建社会便消亡了。政治的封闭性和独裁性，与律师职业天生的社会性、民主性、商业性等特征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一切都由君主或皇帝说了算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允许以“唱反调”为使命的律师职业存在的。从律师的本质含义看，律师是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为宗旨的，国家设立律师及其制度，就是要通过它，听取利益各方的不同观点和主张，使纠纷公正合理地得以解决。律师以“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在诉讼中出现，通过法庭辩论为当事人服务，这种“辩论”，本身包含“民主”的意思辩论。集权型社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缺少律师职业生存的气候。

民主型社会与集权型社会相对立。民主，指一定国家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和社会普遍的民主意识；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等内容。

民主型社会适合于律师职业的成长。律师及律师职业最早萌芽和产生于具有朴素民主政治形式的古罗马社会，民主的社会土壤为律师职业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制度，是司法专横的对立物。虽然在不同社会民主政体下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本质内容，但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是检验社会生活民主程度的晴雨表。古罗马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注重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允许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存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封建集权型社会，专制独裁取代了民主政治，于是，作为民主制度的律师制度不能生存，逐渐消失了。发达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近代，它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经过同封建等级制度、宗教特权和司法专横的斗争，逐步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程而广泛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程度具有普遍性，因而其律师制度也都较为发达。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水准并非完全一致，政权结构、政治模式和政治传统的差异仍然存在，因而各国对律师制度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中，英美国家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民主；与此相适应，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制度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先进、发达。
三、律师职业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1.义务本位、权利本位与律师职业

义务型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义务是法律的重心；在法律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保障；法律上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律的权利规定更多的内容。义务型社会大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产品不需要交换，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自己，也再生产了出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个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法权体系所注重的是社会等级和人身依附，法律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以确认依附关系所注重的为基本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一法律调整的基础上，架构了义务型社会的法律文化体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封建社会属于典型的义务型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与奴隶不同，有自己的小私有经济。封建主为了要实现对农民或农奴的剥削，除了依靠其土地所有权外，还必须借助于经济以外的强制手段，使农民或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主。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维护和加强封建剥削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封建制法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确认和保护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欧，从11世纪到15世纪盛行庄园制度。以法兰西王国为例，封建领主将一部分土地交给农奴使用，农奴取得份地后，即被固定在土地上。法律规定，农奴不准自由离开土地，封建领主有权将农奴同其份地一起出卖、抵押或转让。在中国，为了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维护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法律严禁农民脱漏户口，“脱户口者”，“家长徒三年。”同时，封建制法公开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等级特权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按照人们财产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划分为不同等级。各个等级之阐界限森严，封建主按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社会最底层。封建主阶级通过等级特权制度，组织本阶级的力量，建立和维护统治秩序。封建社会以残酷手段维护封建主的统治。除刑种繁多、刑罚残酷外，“封建制度的残酷性、专横性还表现在实行‘族诛’（即一人犯罪而诛其亲族）、有罪推定、秘密审讯和刑讯逼供等制度上”。（注：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义务型社会不适合于律师职业生存。律师及律师职业是一种维护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其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维护，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稳定。义务型社会也有权利概念。但它更多地为统治者所享有，本质上是一种特权。特权的行使和特权的实现，大都以特权享有者掌握的国家暴力为后盾，无需律师及律师职业的帮助。广大的社会民众，在义务型社会中，更多地是承担义务。义务的履行，往往与法律制裁相联。“一个法律义务的存在不过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而已，这一规范使制裁有赖于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义务不是离开法律规范的事物。法律义务不过是法律规范对某行为在规范中赋予制裁的那个人的关系而已。法律义务的内容是与作为一个不行为、成为制裁条件的那种行为相对立的（相反的）”行为。法律义务是不为不法行为的义务。它是国民‘服从’法律规范的义务”。（注：［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封建社会的严刑峻法，使社会民众对义务的履行表现出“自觉性”，也无需律师介入。因此，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律师职业悲惨命运的历史，义务型社会，使律师没有用武之地。

权利型社会的产生，导源于权利概念的产生及对权利价值的认可。自由与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与秩序，法律便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一个合符理想或至少是值得尊重的法律制度，应当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并平等地受到义务约束；应当公正地捍卫一切正当利益，既不允许以强凌弱，也不允许以众暴寡；应当充分地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以促成一个与人类尊严相适应的自由社会。权利就是对人们自由安排和实施一定行为的法律保障。人类的法律制度史证明，仅仅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逻辑上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只要把大量的义务约束加到人民的头上并使之发生实际效力，秩序就会出现。然而，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只靠施加义务约束就难以做到，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但是，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是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能够最大地促进每一个人全面的自由发展的秩序。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使人们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在失去自由的秩序下奴隶般的生活是可悲的和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宁愿牺牲生命和荣誉，也不愿意服从等级制度、专制统治和恐怖专政下的秩序。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在建立现实的秩序时，把法律权利放在首要位置。“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通权利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
页。）“对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
页。）因此，权利的价值表明，权利所昭示的法律理想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享有与别人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都有义务对之给予无条件的尊重。

权利型社会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作为维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使者，律师只有在权利型社会中才能有所作为。在权利本位社会，任何权利主体的正当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团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任何主体以非法形式侵害了其他主体的正当利益，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这种侵害来自于国家机关，也不例外。因此，了解法律权利的内容、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以及防止和救治法律权利的侵害，是每一个法律主体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这内容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律师帮助。权利型社会与律师职业相伴相存，律师职业发达的历史，也是权利型社会趋于成熟的历史。现代社会较古罗马奴隶时期的法权观念有了长足进展，与此相适应，现代西方国家律师制度也日渐走向完善。随着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内容的日益丰富，律师法律服务的业务范围也更加广泛，从萌芽之初的简单的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律师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保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律师服务态势。
2.人治、法治与律师职业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
姜小川 中央党校 教授




关键词: 沉默权/历史演变/利弊分析
内容提要: 沉默权制度作为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利弊及现今限制等问题予以了解，这对我国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的整体修改以及相关问题的废、改、立具有重要意义。


沉默权从一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发展演变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人权准则，其对于保障人权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不容质疑。但是，后期一些国家，特别是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对沉默权制度所设定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又为其他国家采用和实施这一制度提供了反思和借鉴。我国正在酝酿对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总结和思考沉默权制度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历程，对于沉默权在立法中的肯定、否定抑或限制无疑十分必要。

一、沉默权制度的简要回顾

追溯历史，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消极沉默权阶段，即不得以被追诉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论，其标志是英国17世纪的约翰·李尔本案件。第二阶段是积极沉默权阶段，即将被追诉者的沉默转化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的义务，其标志为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第三阶段是限制沉默权阶段，即对沉默权的行使做出适当限制，其标志是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

（一）沉默权制度在英国的起源

1．沉默权制度产生的背景。英国沉默权制度的产生是以破除教会法院和王室特别法院的纠问宣誓程序为前提的。英国于13世纪初由罗马教会取消了神明裁判的审判方式，教会法院开始实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其中吸收了类似于“神誓”的“依职权宣誓”程序，即被告在诉讼程序开始前进行宣誓，其在审判活动中如实回答所有可能的提问。“这样一种宣誓程序实际上使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处于一种要么藐视法庭、要么作伪证、要么自证有罪的三难选择的境地”。[1]（P30）司法证明活动的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个人的人格尊严。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被告人本能地对这种宣誓程序进行反抗，并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响应。同时世俗法院面对教会法院日益扩大的司法管辖权，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加入到反对“依职权宣誓”程序的队伍中。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教会法院的权威从此不复存在，存在教会法院中的“职权宣誓”程序也随着教会法院管辖权的丧失也消失。王室特别法院，作为辅助国王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有自己的一套纠问式诉讼程序，其中就包括了纠问誓言——强迫被告人当庭自证其罪誓言的运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活动中。这种纠问式诉讼程序与普通法院所形成的弹劾式诉讼发生了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议会和普通法院对王权的反抗斗争。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在王室特别法院进行纠问宣誓程序为由，为一名拒绝被迫宣誓者—托马斯·雷签发了人身保护令。王室特别法院的纠问宣誓受到冲击。戴尔的这种做法被后人归纳为“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的名言。而约翰·李尔本一案更是加速了这一纠问程序的灭亡。

李尔本案发生在查尔斯统治的1637年底。李尔本被指控运输煽动性书籍进英国，他对此予以否定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一系列讯问。不久，当星座法院强迫李尔本宣誓作证并如实回答所有问题时，遭到了李尔本的断然拒绝，他声称：“我完全理解，这一誓言与高等委员会的誓言完全一致，我知道这一誓言既违反神法也违反英格兰本地法；所以，尽管我也许会因为拒绝宣誓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我仍然敢于拒绝进行这样的宣誓”。[2]星座法院据此于1638年以藐视法庭罪对其收监关押，同时对其处以500英镑的罚金和施以公开执行的鞭刑，而对于先前指控的李尔本输入煽动性书籍的罪名则未予判决。1638年4月18日，李尔本在从弗里特监狱到皮洛里的街道上公开受刑。据李尔本自己事后回忆，这次被鞭打了200余下，而据公开执行鞭打现场目击者统计，实际鞭打至少500下。[3]议会和清教徒利用李尔本的特别案例作为契机向国王发难，要求取消纠问宣誓制度。1640年，议会掌权后，李尔本就提出释放请求。下院裁决：“星座法院加在李尔本头上的判决违法并侵犯了臣民的自由；这个判决是血腥的、邪恶的、残忍的、野蛮的和专横的”[4]，对李尔本以及如他一样遭受不正义的人给予救济。1641年2月，上院提出如下建议：被告人有权得到告发书副本；“依职权宣誓”程序必须取消；国王的任何臣民都不得在任何教会法院中被要求宣誓起诉自己，除非这一誓言是他自己做出的。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1641年7月5日，国王迫于压力签署了废除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法案。随着纠问宣誓程序的取消，沉默权制度越来越受到英国人的关注。

2．沉默权制度的正式确立。沉默权制度在英国法律上的真正确立要归结到英国普通法院审理的一起著名的案件——“詹姆斯二世诉七个主教案”。詹姆斯二世期间，国王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詹姆斯对新教徒的迫害招致社会对其广泛而激烈的反对，并引发了英国1688年底至1689年初著名的“光荣革命”和“伟大的妥协”。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命令教士在礼拜堂内宣读信教自由令，国教教士拒绝执行，并且得到主教的支持。詹姆斯恼羞成怒，以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的法律的命令为由，对七个主教提起诉讼。在预审程序中，七个主教声称他们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大主教圣克罗夫特（Archbishop Bancroft）说：“我有权合法地拒绝发表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言论。”[5]尽管七个主教遭到逮捕，但是，陪审团最后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沉默权制度以判例法的形式在英国正式确立。

但是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一项法律理念的实际操作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法律制度相辅佐。而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进行完善的。虽然沉默权在17世纪的英国已被提出，但真正的确立要到18世纪，此时律师能够自由地广泛介入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制度在英国的正式确立要归因于以下三个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的确立。一是律师广泛介入刑事诉讼制度的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的前提是存在另一个人替代他说话，因此只有同意律师广泛介入刑事诉讼制度，才能有效实现沉默权的行使。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获得以辩方证人身份宣誓作证的资格。沉默权实质上是强调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说话的权利。沉默权制度在英国出现早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作证的资格，他可以选择沉默，当他放弃沉默的时候，他所做的陈述不被法官视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只有赋予刑事追诉人证人的资格，沉默权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实际价值的选择权。三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沉默权原则的前提，而沉默权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被视为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落在了控诉一方的肩上，那么被告人行使沉默权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沉默权制度在美国的鼎盛

沉默权制度虽然产生于英国，但其的发展却主要在美国，并在美国达到鼎盛时期，其标志是“米兰达规则”的确立。

美国，基于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再加上反对封建王权的传统和强烈的个人保护意识，在其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后，继承并大大推动了代表人权的沉默权制度。美国人认为“个人价值是绝对的，国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代表国家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每个个人服务。每个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单位或完整的社会机器，而不是国家或社会这个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美国人决不会认同为了国家或民族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价值，恰恰相反，只有将个体生命和个人幸福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家，人民才会去捍卫它。老百姓的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和社会的基本价值，……”[6]（P2）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理念，沉默权制度在美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并第一个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公民的沉默权。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以《权利法案》的名义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1868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一步规定：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为沉默权的实现提供了程序保障。

“米兰达规则”的确立被认为是沉默权制度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米兰达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日，被害人指控，当天夜里，其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男子塞进车内进行了强暴，约十分钟后将其释放。根据被害人的描述和辨认，警方逮捕了米兰达，米兰达供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这份供认书和米兰达招供的情况在审判中被用作证据，米兰达被判犯有抢劫罪和强奸罪。案件宣判之后，米兰达以警察的讯问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为由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再审做出了判决，支持了被告的上诉，认为虽然被告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强迫，但“警察局的关押环境和复杂的讯问手段就构成了警察迫使许多嫌疑人讲话的不可否认的力量”[7]P166，这种场合下所作的供述不足为证。由此，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应运而生，它要求警察在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后进行讯问前，必须告知其：“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与先前已有沉默权的规定相比，“米兰达规则”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将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这一默示沉默权升格为明示沉默权；二是将被告人的沉默权从原先的审判阶段引入到了警察审讯阶段。根据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米兰达规则”具体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层面：第一，讯问前必须告知嫌疑人或被告人这一规则；第二，放弃沉默必须是明知的、理智的、自愿的原则；第三，一旦嫌疑人表示行使这一权利，讯问即予以停止，直至其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或者其律师到场；第四，讯问前或讯问时获得律师帮助和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第五，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证据应该予以排除。“米兰达规则”的确立，使沉默权制度发挥到了极致。美国法院维护该规则的态度非常坚定，不仅警方违反该规则的口供不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就连警方根据该口供获得的其他物证也一律不能采用。

（三）沉默权制度的散播

凭借英国、美国以及英美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沉默权制度在其产生和确立之后逐渐被众多西方国家所采纳。二战以后更是上升为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

1898年的英国《刑事证据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被告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沉默权。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在部门法中对沉默权予以了肯定。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198条第2款和291条第2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都对沉默权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将沉默权上升为宪法原则，这除了最具代表性的美国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在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强迫作证。日本宪法第38条第1项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因强迫、拷问或胁迫之招认，不得作为证据。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20条也有相似的规定。不仅如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已成为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条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公约有两个：一个是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它是响应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第一个国际性的人权公约。该公约第6条规定：“在决定其市民权利与义务或者对其提出刑事指控时，每个人都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由依法设立的独立、中立的法庭进行公正、公开的审判……每个受到犯罪指控的人，在依法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欧洲人权法院解释这一条款时认为，沉默权包含在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正审判的权利之中。1996年，欧洲人权法院在“默莱诉联合国王”一案的判决中指出：尽管在《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毫无疑问，在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以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普遍公认的国际标准，它们在第6条的公正程序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8]另一个是1966年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第g条明确规定，任何受刑事指控的人，都平等地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者供认罪行”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享有沉默权。此外，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就宣告：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公平合理审判”所应包括的基本保障之一。有些地区性的公约也对此有所反映，如1969年的《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2款第7项即规定“不得被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

二、沉默权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沉默权制度的优势

1．保障人权、尊重人格尊严是沉默权制度的本质优点。

首先，对于沉默权所蕴含的人权保障理念，即使是对沉默权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的予以承认。应当说，这是沉默权合理化内涵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理念的角度，可以充分透视出沉默权制度的伦理正当性——对人性和人伦的尊重。趋利弊害是人的本性，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所以，从道义和伦理上讲，一般人都不愿意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不愿意揭自己的“伤疤”，更不愿意证明自己构成犯罪。因此，容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可以沉默，这是符合其愿望和人性的。

其次，沉默权是对刑事被追诉者人格尊严的保障。应当说，每个人都享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不被他人当作御用的工具。黑格尔认为，理性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法律是设计并用以加强和保障这种尊重的主要手段之一，“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9]（P46）可以说，沉默权正是源于对人的尊严。故而，在“人性”和“人格尊严”的高度，沉默权往往被学者们视为是一项人类的“自然权利”，它不是基于法律的授权所产生的，而是基于人的诞生而自然拥有的。自然权利是不应被剥夺的。“法律应实践出这个人文理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什么，不分种族，肤色……和其他特点。一个人应受到尊重，不为什么，只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独特的历史，性别和机构，以保障每个人的利益，防止它受到政府或他人的侵犯，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过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10]（P620）在纠问式诉讼程序实施的年代，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只是一件发现事实真相的工具，没有任何诉讼权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品经济的主体，在追求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同时，逐渐意识到司法自由的重要性，表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就是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自由决定采取如何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也渐渐确立了其诉讼主体地位。而沉默权的价值核心就在于其彰显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主体性原则。现代的主体性强调个体要最大限度地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价值，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沉默权制度的本质不是赋予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不说话的权利，而是赋予其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说话的权利，不受任何外在的压迫。其不仅强调不得对被追诉方课以协助诉追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而且还赋予了被追诉方与控诉方抗衡的手段，以实现平等与公平，充分体现了对“人”本身的重视，体现了对人主体性的尊重，对被追诉者人格的尊重。

2．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从程序上平衡控辩双方诉权，优化诉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