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69号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办法》已经2009年2月6日省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宋秀岩
二○○九年二月十日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办法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站网建设与管理，水文监测与预报，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监测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水文监测设施与水文监测环境的保护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文工作的领导，将水文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水文事业发展，充分发挥水文工作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水文工作，其直属的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工作。省水文机构派驻在市、州、县的水文机构同时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
从事水文活动的其他单位，应当接受省水文机构的行业管理。
第五条 水文事业所需经费列入省级财政预算。设有水文机构或者水文测站的市、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相应的资金保障水文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和本省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组织编制本省的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应当依据国家水文技术标准编制，并与流域综合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相衔接。
第七条 水文测站分为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和专用水文测站。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一般水文测站。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重要水文测站的设立、迁移、调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迁移、调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备案。
第八条 申请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覆盖区域，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应当报流域机构或者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经批准后方可设立。撤销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报原批准单位批准。
专用水文测站由设立单位建设和管理，也可以委托所在地水文机构建设和管理，其建设和运行管理经费由设立单位承担。
第九条 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设站技术标准；
（二）具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监测设施和计量器具；
（三）遵守国家水文观测技术标准；
（四）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监测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开展水文监测，保证水文监测资料的质量，并对监测资料的质量负责。
第十一条 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监测机制，编制应急监测预案。发现水质变化，可能发生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的，水文机构应当按规定启动应急监测预案，进行跟踪监测和调查，并及时将监测、调查情况报告所在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实行洪水、旱情等水文情报预报统一发布制度。
水文机构、承担水文情报预报的水文测站应当准确、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水文情报信息。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
禁止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
第十三条 通信、无线电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水文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水文通信网络畅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和破坏水文机构依法取得的无线电频率、通信线路。
第十四条 水文工作人员借助公路、桥梁进行水文监测作业时，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从事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单位，应当取得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并在资质业务范围内从事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第十六条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水量、水质等水文监测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按年度向有关水文机构汇交水文监测资料。不得伪造、涂改水文监测数据。
省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全省水文数据库，并负责全省水文监测资料的收集、整理、汇总、审定、建档工作，保证水文监测资料的真实完整。
第十七条 下列活动所依据的水文资料由省水文机构进行审定：
（一）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流域总体规划；
（二）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的建设项目；
（三）开展水资源评价、防洪影响评价和重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等；
（四）水事纠纷处理、水行政案件裁决等执法活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活动。
第十八条 水文机构应当依法公开基本水文监测资料，为公众查询和获取水文监测资料提供便利，实现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共享。
水文监测资料的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水文监测设施和水文监测环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文监测设施和监测环境的义务，发现损害水文监测设施和监测环境的行为，有权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文机构举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文机构应当公布举报电话。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避免迁移水文测站和影响水文监测设施及监测环境。
因重大工程建设，确需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立项前，报请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省水文机构应当对迁移测站的地点、位置、监测环境、测站功能、资料影响等情况进行论证，并根据论证结果确定迁移位置。
第二十一条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所需建设用地，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公益性事业建设用地的有关规定，办理划拨用地手续。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并在保护范围边界设立保护标志。
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按下列规定划定：
（一）水文监测设施的支柱、锚座、标志桩等四周3—5米；
（二）水文监测基本断面上下游各300米，通往站房及观测场地的便道宽不少于3米；
（三）地下水观测井四周3—5米；
（四）气象、雨量观测场地边缘以外15—20米；
（五）水文通讯线路杆基四周2—5米，架空线路两侧以外各2米。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延误水文情报的传递、发布，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擅自复制、出版水文资料，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擅自提供水资源监测资料、调查评价结果、水文计算成果进行营利性活动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秦沛沛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