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胡铁民



目前，法学界、法律界对于在我国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也初步的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的主体以及赔偿标准等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对此，笔者拟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供探讨。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首先应涵盖人身权的全部内容。
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因此，首先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人会担心扩大这一范围会导致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并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会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消极影响，取决于的它的适用是否慎重，而扩大适用范围，只是为了更加充分的保护人身权，两者并不矛盾。
其次，还应将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提高到立法的层次上。对于死者人格权的保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确认死者家属和近亲属享有诉讼权的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公开性较之法律都有许多不足，所以应从立法上加以确认。死者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是与死者的人身权该不该受到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权利，也无法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骗，利用死者肖像作商业广告，揭露死者生前隐私，毁损死者名誉的。诸如此类的行径不仅仅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给死者的近亲属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论是从保护死者及其近亲属利益的角度还是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都应对死者的人身权进行保护。既然对死者的人身权必须进行保护，那么就必然要对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认为，“死者近亲属得请求两种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代死者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权行为本身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1]
(二)、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主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我们这里讲的主体，是指权利主体，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已得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在此不再赘述，仅就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阐述。
1、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有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或法人，我国立法承认了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基于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
保护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定代表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寝食不安，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2、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的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
三、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
（一）、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2]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3]（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
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
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4]。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注释：

[1] 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2000年第2期，第35页。
[2]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审级诸问题的批复

1950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上海市人民法院：
4月1日函及附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试行组织条例草案、华东各级人民法院管辖暂行规则草案都收到了。所提出的六项意见，我们认为：你院这种积极的对司法工作提出建议的精神是很好的，几个问题的具体意见也大多是正确的，除那两个草案另行答复外，特先将所提问题解答如下：
一、关于统一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组织问题，我们同意省一律设省人民法院，原仅设司法厅者，可改为省人民法院，既有省法院，又有省司法厅者，司法厅可合并于法院，省法院内得设司法行政处。县司法机关可统一改称县人民法院。东北早这样作了，华北各省也准备这样作。
二、关于审级问题，在法院组织法未颁布前，目前一般案件如对县（市）法院判决不服时，可向省人民法院或其分院上诉，再不服，可向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即为终审机关；而对某些重大案件，也可经由省法院、大行政区直属市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受理。所以对审级要看案件实际情况而定，不必拘泥于“三级三审”制。
三、关于等于省的市设上诉庭问题，已由本院日前电复，至上海将来设置区人民法院，不按现有行政区为单位设立，而由几个区合设一法院的原则，我们同意。
四、法院的领导问题，目前应为双重领导，它是同级政权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应受政府委员会及其主席之领导，但在审判上，上下级法院，应有垂直领导关系，一般案件之终审判决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但分院对于政策性的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应事先向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主席请示意见，或送请决定后，再以法院名义判决。日常业务的行文，可以法院名义向上请示或向下指示，但政策性的重大事件或与其他部门有关的事件，以用政府名义行文为宜。至死刑复核，虽已确定本院办理之原则，但为适应目前迅速处理案件之需要起见，在未有明文为相反之规定以前，现已决定：在华北以外各地，暂由本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授权本院分院，省级人民政府或军管时期之军管会办理。华东既有分院，就目前管辖区域而论，似可由分院办理，唯分院如有困难或有由省级政府办理之需要，仍希提出意见报本院核示。凡省（市）以下人民法院既是审判机关，也兼理司法行政，因此除在审判上受上级法院领导外，在司法行政工作上，并应受上级人民法院、大行政区司法部、直至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统一的督导。
五、关于处理民刑事案件暂行办法，中央有关机关已在草拟《诉讼程序试行通则》。
六、关于司法部干部轮训，已由本部筹办，不久即调训；各地高级司法机关，亦得自办司法干部轮训班。至出版司法期刊，所提意见很好，待具体研究后进行。
此复

附：上海市人民法院关于审级问题的请示
史部长：
华东将要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因刘民生院长未来沪，华东军政委员会委托我代为筹备，今拟就分院试行组织条例草案，及各级人民法院管辖规则草案，除一并呈阅，请予指示外，还希指示下列各问题：
一、统一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组织——现在各处司法机构，在县有设法院的，有叫司法科的，在省有设法院的，有设司法厅的，等于省的行署，有设法院的，有设司法处的，司法厅或司法处，其性质似负责司法行政，但又管理审判事务，我觉得司法行政与案件审判应有明确分工，各专其司，这对正确贯彻政策和精通业务有莫大好处，两者混合，势必顾此失彼，一样作不好，省一级是否应设专司司法行政机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华东政府既有司法部，则可统管全区司法行政事宜，将现有司法厅或司法处撤销，另组人民法院为宜。县司法科可改设县人民法院，反正人数不增，并不影响编制。干部不强或不够是培养问题，司法机关名称应该统一是必需的。
二、审级问题——现在各地皆订有一套，各省及等于省的行政区有规定为四级三审的如山东，有定为三级三审的如皖北，其相同点皆以省一级法院为终审机关，殊不知分割局面已不存在，现在是全国统一的局面，从分割局面出发把省级法院规定为终审机关，是不合乎统一局面要求的。最高人民法院早已成立，虽尚未颁布人民法院组织法，但总不能忘却最高人民法院的存在，这种观点必须改变，因此拟定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并应宜早颁布，以适应目前需要。
三、等于省级之市人民法院下未设区人民法院之前，在市人民法院内，宜设上诉庭，逐渐过渡到设立区人民法院，分院受理二审案件，事实上不可能，因限于编制，无力负担，且分院为终审机关，兼管二审，势必剥夺了当事人向一级上诉的权利，这不符合人民法治精神，因此，我建议设上诉庭，可解决这问题。在上海人民法院下设区人民法院，不必按行政区划每区设一个，因为大城市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可以几个区设一个，如上海可按东西南北划四区，各设一个，其审判工作直接受市人民法院领导，于工作是很方便的，如依行政区划各设一个，上海则有三十几个区，市人民法院将无法领导，分院亦无力兼顾，如统一区的领导，过去事实证明不大可能，因为区的工作繁重，无法兼顾，致使过去区的调解工作毛病百出，迫不得已而取消了区的调解工作，单位多了，干部问题亦无法短期所能解决，故主张如上。
四、三权鼎立观点是应抛弃的，但不等于法院审判工作“只服从法律”也不要了。各级人民法院应为各级人民政府一个组成部分，行政上应属人民政府领导，但审判工作，应直属上级人民法院领导，可实行垂直领导与一元化领导相结合，但不能忽略司法工作的特点，使其与上级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发生关系是不适合于现在情况的，如各地人民法院对下边发布有关业务的指示，或向上级请示报告工作，一概用人民政府出面，法院犹如其他行政单位隶属人民政府一样，似乎太过，当然今天人民司法制度还来不及制订一套是现状延续的原因，但必须早日解决这一问题确有必要。如判决死刑核准权，过去是属于政府主席，这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司法制度极不健全，程序法及实体法缺乏的情况下是需要如此做，今天情况不同了，是否需要改变ⅶ当然也应考虑到人民司法工作者少且弱，掌握政策确有难处，但有了检察制度，对于人民法院不正确或违法判决可以抗议检举的，那就可以帮助人民法院改正错误与正确执行政策，似不宜仍如旧惯，应由司法机关负责为宜。只要将死刑核准权规定属最高人民法院就足以防止偏差，在结合一元化领导重大或死刑案人民政府委员会应该讨论并作出建议，但仍应交由法院执行职权，这样既不抵触一元化领导，亦可避免下边行政代替法院职权。
五、由于刑民诉讼法尚未颁布，各地都制有处理刑民案件暂行办法，其内容虽有繁简不同，而且有带原则性的错误，如上海市人民法院拟草经军管会核准颁发处理刑民案件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就取消了人民法院部分裁判权，把阶级专政的机关法院变成阶级调和的机关，就是例证，在总结去年工作时，尚未认识到这点，待总结后，开院务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时才发现，才又重作深入的检讨，于是又把总结中“制度的建立与检讨”一项重新改正（改正的总结已邮呈），所以建议在诉讼法未颁布前，先制订一个暂行办法，以便统一程序，而克服各行其是的现象，也使群众有所适从，司法工作者亦有所本，尤其重要的是人民的法治有了头绪，越早停止混乱现象越好。
六、司法干部奇缺，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对全国现有司法干部政治业务水平如何提高，应皆是目前司法工作中的重心问题，这问题不解决，司法工作建设就无从谈起，一方面办学校培养，逐渐解决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实行轮训在职干部，同时由中央法制委员会，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办一刊物，通过刊物进行马列主义的法律理论教育及交换工作经验，这对于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与业务水平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不影响工作，如受训势必暂时要影响些工作，轮训与出刊物并行就可兼顾，刊物内容应包括政治理论，业务理论，工作总结，法律解释，判例及工作人员的奖惩等。可以规定充任院长及审判员的干部都有投稿责任，我想出版刊物尚非难事。
以上建议是个人管见所及，未必正确，但在我思想感到是问题，且希求得到解决，不妨写出，以供领导上参考。
195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