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述要
倪学伟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是国家产生、国际关系形成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本文仅就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作一粗线条的概述，以期引起人们对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问题的注意和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中的国家主权原理
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的最高权力。主权概念是欧洲16世纪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运用，具有不可转让与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的特性，并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和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石，贯穿国际法始终，“国际主权原则”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尽管在学术上，有的学者对主权这一概念颇多微词，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宣称放弃国家主权的。
在邓小平理论中，国家主权思想贯穿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国家主权原理的最杰出、最独特的阐释，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使这一阐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一代伟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一国两制”体现了主权的对外不可分割性和对内可分割性的原则。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时，英方坚持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继续有效，企图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在主权问题上给英方以明确的回答。其后，英方又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以“香港的民意”、“维持香港繁荣稳定，需要英国人留下来”等“民意牌”、“经济牌”为借口，谋求“在承认中国主仅的条件下，由英国人继续像过去一样管治香港”，或由中英“联合治理”或“共管”香港。
但是，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国家主权包括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在对外方面，一国主权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②。治权即行政管理权，是国家对所辖地区行使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行使属地优越权的直接表现形式，国家对其所属领土行使独占的、完全的管辖，其他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到达的。英方对香港谋求“以主权换治权”，目的是要继续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对香港“共同保有，这些国家对这块领土和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共同行使主权”③，无非还是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玩弄花招。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提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l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④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的严正而明确的立场，使英国最后不得不改变立场，不再谋求英国“管治”或任何形式的“共管”，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了包括治权在内的完全的主权。
虽然主权在对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对内方面则具有可分割性。美国著名公法学家威罗贝曾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将其权力的行使委任给其他公共的团体，或甚至给其他国家；因此，在事实上，它可能只保留极少一些余下活动归其自己指挥，而还不损害其主权。国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受破坏”⑤。要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通过授权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和终审权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这些自治权不仅比内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大，而且也比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邦或州的自治权大。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主权权利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
二、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权保护原理
人权是指作为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人享用这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因种族、民族、肤色、宗教、出身、财产、文化或其他身分等的不同而受到歧视，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作为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保护人权的，中国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享受人权的主体和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中国人民的人权不受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限制而为全社会的人所享有，具有公平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使中国人民享有的人权具有真实性。而资产阶级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是金钱特权，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之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财富占有总量越来越少，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权”与我们讲的人权的本质区别。
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要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⑧这里所说的国权，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家主权。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说明：国家主权与人权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国家主权，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权可言。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和最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理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的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⑨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就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对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要处理好“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 “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 “一国一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④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88、331、208页。
②[奥]基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③《奥本海国际法》1946年第7版，第1卷，第409页。转引自赵理海著：《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⑤[美]威罗贝:《国家的性质的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涯文选》，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
本文首次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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