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 市公安局


北京市化学易燃物品防火安全管理办法
市政府 市公安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化学易燃物品的防火安全管理，防止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有关消防法规，规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生产（含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下同）储存、运输、经营化学易燃物品（含石油化工、化学医药产品，下同）和因科研、医疗、教学需要使用化学易燃物品的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均按本办法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化学易燃物品是：
1、闪点在四十五摄氏度以下的易燃液体；
2、易燃、自燃、遇水燃烧或摩擦、撞击能引起燃烧的固体；
3、可燃和助燃气体；
4、能成为爆炸混合物或引起燃烧的氧化剂。
第四条 市、区、县消防监督机关负责监督检查本办法的执行。各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所属单位贯彻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 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防火安全管理制度，实行逐级防火责任制，并确定一名单位负责人负责化学易燃物品的防火安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单位，应对职工进行定期轮训，不熟悉化学易燃物品性质和安全操作方法的人员，不得从事操作和保管工作。新招收的工人或调动工作岗位的工人，应经业务培训和本单位安全技术部门考试合格后，方准上岗工作。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化学易燃物品的厂房、仓库、装置、管线等设施时，必须严格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有关规定，其设计须经当地消防监督机关审核批准。
使用中的上述设施，不符合规定的，应按规定进行改造。
第二章 生产使用管理
第八条 生产化学易燃物品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单位），不得设在城镇居民聚居区。原设在城镇居民聚居区的，应迁移或转产。
第九条 生产单位和使用化学易燃物品的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应根据生产、使用规模和火灾危险程度，划定禁火区域，设立明显标志，严格用火管理制度。
第十条 生产设备和用于科研、教学、医疗的设备，必须符合防火、防爆要求和下列规定：
1、储存易燃液体或可燃气体的设备，必须密闭；
2、有爆炸危险的压力容器，必须有防爆泄压安全装置；
3、产生静电的设备，必须有良好的静电导除装置。
第十一条 生产车间，当班产品应及时检验入库，不得积压。以化学易燃物品作生产原料的，其储存量一般不得超过两班的用量。
第十二条 生产，使用单位的设备、设施，必须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和维修。清洗设备、零件时，应采用水溶性清洗剂，不得使用汽油、苯、甲苯等易燃液体。
第十三条 生产、使用化学易燃物品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废渣，应采取化学方法处埋或回收；需销毁的，应报经所在地区消防监督机关和环境保护部门同意，制定销毁方案和安全措施，在指定地点销毁。
第十四条 生产或使用单位将生产项目或科研成果转让给其它单位时，必须同时向受让单位提供防火安全技术和设备，协助制订安全操作规程，指导生产，帮助培训操作人员，直至稳定生产。
第十五条 化学易燃物品的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危险物包装方法和包装标志的规定。不符合规定的，禁止出厂。
第十六条 试制、生产新产品或改变生产工艺时，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报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备案。

第三章 储存管理
第十七条 化学易燃物品仓库按储存性质分为：
1、甲类：商业、物资部门的储备性仓库；
2、乙类：生产单位的生产性仓库；
3、丙类：经营单位的周转性仓库；
4、丁类：医院、学校、科研等单位的附属性仓库或储藏室。
拥有甲、乙、丙类仓库和建筑面积二百平方米以上的丁类仓库的单位，须将仓库建筑面积，结构，储存类别，数量以及保管人员和消防设施等情况，报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化学易燃物品仓库，应符合下列要求：
1、设置必要的通风、降温、防潮、避雷等设施；
2、相互接触易引起燃烧、爆炸和灭火方法不同的化学易燃物品，应分库或隔离储存；
3、库内垛位与墙、柱、梁屋架下弦以及堆垛相互之间应留出一定距离，主要通道宽度一般不少于两米；
4、储有氧化剂、易燃液体、易燃固体的仓库，应采用容易清洗及撞击、摩擦时不产生火花的地面；
5、库内的电器、机械设备，须有相应的防爆、隔爆等安全设施；
6、在库区及库房明显处，设置储存物品性质和灭火方法的说明牌。库房通道、出口及通向消防器材设置处和水源处的道路必须保持畅通。库房之间和露天货场的防火间距内，不得堆放易燃、可燃物品或支搭临时建筑。
第十九条 库区和露天货场，险装卸作业外，不准进行试验、分装、焊封、修理等作业。机动车辆进入上述区域时必须安装火星消除装置。
第二十条 桶装易燃液体，不得露天储存。因特别情况确需暂时露天储存的，必须采取遮阳、降温，防冻等安全措施。
第二十一条 化学易燃物品的储存单位，必须建立入库检验、发货核对等制度，并进行定期检查，记录检查情况。发现容器破损、残缺、渗漏、变形或化学易燃物品变质、分解时，禁止入库，并进行安全处埋，作好处理登记。
第二十二条 保管人员在工作日结束时，应对库房和货场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并详细记录。
库房内不准住人或设立办公室、休息室等。

第四章 运输装卸管理
第二十三条 化学易燃物品的运输单位（含生产单位自行运输的，下同），应配备固定的车辆驾驶员和押运员。押运员须经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或其授权单位考试合格、发给押运员证，方可从事押运工作。
第二十四条 运输化学易燃物品的车辆，必须安装危险品标志，并禁止在三环路（不含）以内行驶。三环路以内单位运输化学易燃物品，须凭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签发的《危险物品准运证》和公安交通部门核发的城区车辆通行证运输。
第二十五条 运输化学易燃物品的车辆，必须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液化可燃气体和易燃液体的槽、罐车，必须安装良好的静电导除装置。性能抵触、灭火方法不同的化学易燃物品，不得同车运输。但运输量少，经本单位消防安全负责人批准，并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可以同车装载。
第二十六条 运输化学易燃物品的车辆，不准无关人员搭乘，禁止在机关、商场、影剧院、医院、学校、仓库附近和公路与铁路交叉路口、车站以及居民聚居区停放。在指定地点停车时，必须有人看管。
禁止任何人员在运输化学易燃物品的车辆上吸烟或用火。
第二十七条 装运化学易燃物品，应轻拿轻放，妥善加以固定，不得撞击、重压。三轮摩托车、挂车、铲车、拖拉机、兽力车等不得装运一级氧化剂。
第二十八条 载客的公共交通工具，严弊霸嘶б兹嘉锲贰３俗鲜鼋煌üぞ叩娜嗽保顾嫔硇б兹嘉锲罚蚪б兹嘉锲纷霸谛欣睢谕性恕?
第二十九条 室外气温在三十摄氏度以上时，从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停止运输夏季限运品（限运品名单由市消防监督机关规定）
第三十条 装运化学易燃物品时，应严格检查。容器包装不牢固、破损、渗漏、品名标签、标志不明显的物品和没有瓶帽、胶圈的压缩气体瓶，不得装运。

第五章 经营管理
第三十一条 经营一级化学易燃物品的（含生产单位自销的，下同），须经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审查同意，发给经营许可证，并凭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后，方准经营。
第三十二条 经营单位购销化学易燃物品，应认真审查产品质量、包装及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包装、标志等有关规定的，不得经营销售。
第三十三条 经营一级化学易燃物品的单位，按本办法第三章设置周转性仓库的，须制订安全防火管理制度。
第三十四条 非经营单位采购一级化学易燃物品，应先向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提出申请，填写采购申请表、注明品种、使用数量、储存条件、防火措施等，经批准领取《一级化学易燃物品采购证》，凭证采购。无采购证的，任何单位不得向其出售一级化学易燃物品。
第三十五条 一次性使用一级化学易燃物品的单位，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并出具证明，可到所在地消防监督机关换取临时采购证，凭证购买。
城乡居民购买少量日常生活消费的一级化学易燃物品的，可直接购买（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本市无货供应的品种，经销售单位在购货单上注明无货供应并加盖公章。购货单位可持加盖公章的购货单和采购证到外地购买。外地来京采购的，凭当地销售单位证明和采购证购买。
第三十七条 经营单位销售一级化学易燃物品时，应认真审查采购证、核对所购品种、数量，认真填写销售登记簿。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由消防监督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等规定，对责任人员予以处罚。对单位需要处以停产、停业或罚款的，按有关规定执行。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时，发生事故的单位应立即组织扑救，并报告消防监督机关和其上级主管部门。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经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1986）厅秘字第78号文批准）



1986年10月22日
多元化伦理视野中的环境法

屈振辉


【摘 要】伦理性无疑是现代环境法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但以往对环境法伦理性的研究多限于在环境伦理领域内。本文在分析以往环境法研究以环境伦理为单一视野而导致的某些不足，从而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将环境法置于更为宽广的伦理视野之中，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解读环境法，经过逐一分析最后初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法的伦理体系，以期能为环境法理论的成熟与发展提供某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伦理性 环境法 多元化 伦理视野 启示

法学界普遍认为部门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它们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但若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其实是源自它们之间有着彼此不同的价值本位。环境法不同于传统私法、公法以及近代兴起的社会法，是以生态环境为价值本位的新兴法律部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环境法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起点之一，环境法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法论著也特别丰富。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⑴。由于环境法涉及的方面众多，决定了研究环境法的伦理视角本应是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况且环境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无法为环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某些环境伦理难以回答的环境法问题需要由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因此对环境法进行多元化的伦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笔者在此试图选取几个与环境法关系较为密切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展开论述，希望能为丰富和发展环境法的理论贡献一点绵力。
一、环境伦理⑵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⑶。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在环境法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环境伦理是环境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态或消灭”⑷。环境法的产生以环境伦理的出现为其哲学背景。环境伦理源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深度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对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生物的道德责任。诚然，现实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的内在原因，但环境伦理的出现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从而解决了环境法产生中从可能到现实的关键问题，因而成为环境法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的独立提供了依据。环境法之所以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环境伦理功不可没。环境法以生态环境为特有价值本位，因此环境法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特有理念、原则和制度，它们在产生和发展中无法或难以在其它部门法或其它学科中获取太多养分。它们只能被还原到环境伦理这一哲学层次，并在其中寻找理论渊源。只有在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下，环境法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的巢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再次，环境伦理是环境法变革的原动力。“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⑸，而这个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学基础——环境伦理推动的。环境法的法域变迁历经了从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转型，并最终定格在生态法之上⑹，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就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与和谐共处为己任的环境伦理。不仅如此，环境伦理的影响透过环境法还波及到其它部门法和法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和“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⑺。
尽管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贡献不可取代，但毕竟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环境法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能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的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伦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况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环境伦理也无法全面支撑起环境法理论，环境伦理在某些环境法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突破范式的束缚，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全面审视环境法，也只有如此环境法才能实现发展上的超越，而这也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二、法律伦理
环境法中虽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但终归还是一门法律部门。尽管其在幼稚期难免要靠吸收环境伦理的理论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环境伦理”到“环境法理”的飞跃，从而最终回归到法律科学的序列当中。如果说环境伦理的法律化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就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而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研究法的伦理蕴含和法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并对社会发展所引法的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准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⑻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以法律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其重要意义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伦理虽在本质上侧重于伦理，但其所研究的毕竟是环境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问题，而非环境伦理现象中的伦理问题，因而避免了环境伦理在逻辑上“就伦理论伦理”的循环论证模式，将对环境伦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是环境法摆脱环境伦理束缚、实现自我回归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弥补了环境伦理的某些理论不足，解答了环境伦理的某些难解之题，从而为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使环境法理论摆脱了环境伦理的抽象性和说教性，而更能为人们所实际接受。再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可以为环境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特有的价值评断依据，对现行环境法中的不足进行法律伦理上的批判，从而避免了以往环境伦理既为立法基础又为评价标准的种种尴尬。最后，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使环境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价值得以同一，使保护环境既成为道德义务又成为法律要求，从而解决了环境法的实现性问题。由此可见，应当对环境法中的法律伦理予以足够重视、加以充分研究，但这并不表明法律伦理能解决环境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将环境法置于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进行研究。
三、经济伦理
任何法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环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沿袭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费用过高、经济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缓慢、障碍公平竞争和助长不正之风等多种弊端⑼，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而提出了进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并为之立法的初步构想⑽。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也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决，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⑾。”以经济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得到的新启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即讲究环境道德并遵守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为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弥补了环境伦理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实际和虚幻。其次，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即尽管经济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必须遵守经济道德和环境道德，或至少是作为经济道德或环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经济法律或环境法律。再次，“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原理（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两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尺度或标准”⑿，因此在环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中讲求效率与公平也成为了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环境法的发达必须根植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土壤之中，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质上就是理性经济，即讲求伦理的经济。综上所述，环境法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尽管这种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始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伦理同样也不能解决环境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继续探询。
四、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可以说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而此处所称的生命则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作过精辟的论述：“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伦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⒀，只是当代学术界普遍将生命伦理等同于生命科学中的伦理，从而将生命伦理的内涵局限在医学或生命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生命伦理的原意展开的。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人类之所以关心生存环境，究其根本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另类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看法其实就是生命伦理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将对环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伦理层次，是环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价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物质，而物质的供给无一不来源于环境，因此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价值。这在无形中就提升了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层次，突显了环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类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种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在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解人类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这就为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伦理依据。再次，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将自然视为人有机身体的无机延伸⒂，强调要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环境，从而避免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最后，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价值，环境法确认了维护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众多部门法中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伦理本身比较抽象且容易给人以某种“玄学”的错觉，因此生命伦理只能是环境法研究的基点，而对环境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
五、科技伦理
“由于环境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环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这些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使环境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⒃。科学技术性是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与环境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人类环境问题还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环境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一定认识的基础上的，它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学规律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将有利于环境法律规定的执行、违法行为的认定和争议纠纷的解决⒄。科学技术在环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对环境法进行伦理研究时必须思考其中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环境法领域，并对传统环境法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环境立法时，必须对那些需要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为法律的生态科学规律和环境保护技术进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虑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现实性。其次，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现实伦理问题，对此环境法必须进行两难选择。再次，环境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不仅要对现有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还要对未来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某些未来可能具有环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现今使用，这将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科技在发展中可能呈现出造福于人或危害人类的两极状态，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和规范好科技发展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虽然作用巨大但毕竟不是万能，因此环境法的伦理视野也不能仅局限于科技伦理范畴，而应拓展到伦理学的其它领域。
六、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政治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国际环境法之中。在环境法还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国际环境法是从属于国际公法体系之下并以其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是以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国际法学说、“公允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公法性规范。“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在因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的，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⒅。有关环境事务的国家间交往、协调，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政治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环境法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对象为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现象，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⒆。国际政治伦理的某些内容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环境法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都应当并有权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合作行动。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为以上两原则的可行进行了最好的注解，即人类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环境利益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国际环境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国际环境法的体系。其次，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原则，要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都负有共同责任，但相对于发展中而言，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或更主要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生产方式上的畸形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它们占有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丰富的财力资源，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或主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而且由于国际上并没有能真正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司法组织，所以认为其是一种道德责任可能比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加切合实际。最后，国际环境领域始终贯穿着霸权与道德的斗争，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处于强权地位的部分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企图在环境问题上控制其它国家，这势必会遭到倡导国家主权与地位平等的国际道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国际环境法就是这种霸权与道德斗争的产物。显然，在国际政治伦理视野中仅能对国际环境法进行研究，而对环境法（特别是国内环境法）的研究应当有更宽的伦理视角。
七、行政伦理
在环境法领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伦理，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前仍然主要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伦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权力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道德问题，它存在于包括了环境管理在内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之中。我国环境现状出现“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的局面，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普遍存在着管理部门职权范围不清、机构法律地位不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争利的恶性局面。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环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体制缺陷；要摆脱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完善环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与环境行政管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环境法研究中应当重视行政伦理问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环境法是环境管理机构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执法依据，但完善的环境法律还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与加强管理者个人的职业道德、管理机构的行政伦理建设并重。其次，在环境管理机构中强化行政伦理，有利于改进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法的作用。最后，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中重视行政伦理、强调职业道德，与完善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职责的法律规定一起，同为防止和限制环境行政权力滥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机制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环境法的伦理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下去。
通过将环境法分别置于不同的伦理视野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逐个分析，笔者初步勾画出一个以生命伦理为思维原点、环境伦理为理论架构、法律伦理为基本特征、经济伦理为实际基础、科技伦理为前瞻导向、行政伦理为实施保障、国际政治伦理为重要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伦理体系。当然笔者的论述不可能穷尽伦理学的所有领域，一些对环境法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领域，如个体的环境道德心理、传统的宗教伦理、中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笔者由于学识有限和篇幅限制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仅仅是在不同伦理领域对环境法进行了简单概述，还未深入到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以及整个体系当中。所有这些不足都将成为笔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⑴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⑵ 涉及环境伦理问题的环境法论著十分丰富，笔者本不想过多论述；但由于环境伦理在环境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持本文的整体性笔者还是对之略论一二。
⑶ 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⑷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⑸ 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⑹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8页。
⑺ 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⑻ 李建华、曹刚等著：《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⑼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8页。
⑽ 相关论著可参见郑少华：《市场导向：中国环境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3期合刊；张璐：《“经营之法”的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环境资源法的理论拓展》，载于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5页；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⑾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⑿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⒀ 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⒁ 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⒂ 参见李爱年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⒃ 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⒄ 参见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⒅ 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⒆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⒇ 参见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原载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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